文字表达

对于文字表达，刘知幾提出四点要求。

其一，“文约而事丰”。刘知幾很推崇《左传》《汉书》叙事简要，认为其余史书多失诸烦累。特别是骈文流行的时代，烦词冗句，泛滥成灾。因此，他主张“省句”、“省字”。①

刘知幾以古籍为例进行删节示范。如《孔子家语》云：“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‘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。’一年而亡。门人问曰：‘昔公索氏亡其祭牲，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。今果如期而亡。夫子何以知然？’”这段文字共六十三字，他认为“可除二十四字”②，很有可能是“昔公索氏”至“如期而亡”这二十四字。可见叙事时以简驭繁，能够以最少的文字传达最多的信息，使表达干净利索。他指出王劭的《齐志》叙述高季式破尔朱兆，以七骑追奔逐北，只用了“夜半方归，槊血满袖”八字，“不言奋槊深入，击刺甚多”，“闻者亦知其义矣”。③可见文字简约还能产生弦外之音，耐人寻味。

刘知幾认为叙事有四种手法，即为“有直纪其才行者，有唯书其事迹者，有因言语而可知者，有假赞论而自见者”。他指出：“近史纪传欲言人居哀毁损，则先云至性纯孝；欲言人尽夜观书，则先云笃志好学；欲言人赴敌不顾，则先云武艺绝伦；欲言人下笔成篇，则先云文章敏速。此则既述才行，又彰事迹也。”由此看来，四种手法不必同时运用，否则“其费尤广”。④

刘知幾激烈抨击了外行充当监修，对编纂者的文字处理横加干涉，致使芜累不堪。武则天时期，修史者对于制敕入史不敢精简文字、撮取大意，只去掉开头的“门下”和结尾的“主者施行”几个字。监修官武承嗣大发雷霆，说：“公辈是何人，而敢辄减诏书！”⑤此后，编纂者便一字不落地照录敕文。刘知幾认为极其荒唐可笑。

其二，“文而不丽，质而非野。”⑥史书应准确地纪录人物、事件，可信性和可读性并重。行文可以典雅，可以质朴，但一定不能违背事实，一味采用文学手法，“虚加练饰，轻事雕彩”。⑦刘知幾举了几个例子。《东观汉纪》说：“赤眉降后，积甲与熊耳山齐。”他批评道：“弃甲诚众，必与山比峻，则未之有也。”曹魏小书都这样说：“文鸳侍讲，殿瓦皆飞。”他批评道：“《汉书》云：项王叱咤，慑服千人。然则呼声之极大者，不过使人披靡而已。寻文鸳武勇，远惭项籍，况侍君侧，故当屏气徐言，安能檐瓦皆飞，有逾武安鸣鼓！且瓦既飘陨，则人必震惊，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？”⑧如此雕饰夸张，便是美言不信了。

其三，“当世口语”，“从实而书”。《左传》如实笔录当世“刍词鄙句”，《史记》如实记载“当时侮嫚之词，流俗鄙俚之说”⑨，刘知幾肯定这种做法。但后来作者认为这类话不雅，便“假托古词，翻易今语”。⑩历史面貌因而失真、走样。王劭《齐志》大量记载北齐鄙言，对后世了解问题大有帮助。比如：唐代依然把中州叫做汉，把关西称为羌，把臣呼做奴，把母叫成姊，把国君称为大家，把师人（兵士）唤做儿郎，等等。“寻其本源，莫详所出，阅诸《齐志》，则了然可知。”⑪《齐志》载：“洛干感恩，脱帽而谢”。李百药撰《北史》，改写为：“高祖亲扶上马，洛干免冠稽首。”这样改动似乎古雅，但却不符合历史实际，一则鲜卑族习俗为不着冠冕，二则人在马背上，如何能做到跪在地上，长时间叩头至地面，以作拜谢？依据这种表达，“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，察古今之有异？”⑫北齐、北周，同是出自阴山的鲜卑族政权。牛弘撰《周书》，故求文雅，“记宇文之言，而动遵经典，多依《史》《汉》”。这与王劭《齐志》的表达大相径庭。“非两邦有夷夏之殊，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。”⑬同样，对于后世的官职宜如实直书，不能为求古雅而套用前代称谓。刘知幾批评谯周《古史考》所说“秦杀其大夫李斯”，以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大夫类比秦朝的丞相，不伦不类。⑭

其四，清晰明了，逻辑一致。刘知幾认为史文应明白易懂，不致产生误解，司马迁自称：“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。”这给人留下疑窦，搞不清是“同陵陷没，以置于刑”，还是“为陵所间，获罪于国”。幸好《汉书》本传载其《与任安书》，备述受刑原因，才使人“克明其事”。⑮

由于资料成于众手，容有说法不一的现象，文字处理应注意逻辑一致。例如文献说周族兴起，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，商纣王为“独夫”；说到商的灭亡，却是“纣有臣亿万人，其亡流血漂杵”。这样便“是非无准，向背不同”。⑯

《汉书》对汉成帝，说法前后矛盾。《本纪》赞称：“成帝善修容仪，升车正立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临朝渊默，尊严若神，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。”《五行志》却说：“成帝好微行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馀人，皆白衣袒帻，自称富平侯家。或乘小车，御者在茵上，或皆骑，出入远至旁县。故谷永谏曰：陛下昼夜在路，独与小人相随。乱服共坐，混淆无别。公卿百寮，不知陛下所在，积数年矣。”⑰可见赞语不实，应统一起来。

利用前史重新修书，应注意对有关文字作处理，使提法不出漏洞。《史记》说陈涉死后，“至今血食”，《汉书》因袭不改。一在西汉，一在东汉，“事出百年，语同一理”⑱，岂是同一个“今”字的含义？

这四点要求，包括文字技巧和思想方法两方面的内容。

刘知幾的学术地位

《史通》一书审视千古，评品百家，系统地提出了历史编纂学理论，刘知幾从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。

《史通》“虽以史为主，而馀波所及，上穷王道，下掞人伦，总括万殊，包吞千有”。⑲对古代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。刘知幾的时代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依然流行。他讨论史书体裁，六家中包括经部著作。他把史才、史学、史识作为编纂者的素质要求，也谈到职业道德问题。明人王守仁、胡应麟和清人章学诚阐明“六经皆史”之旨，后二人倡导史家应有“史德”，可以认为刘知幾早已开其先河。刘知幾六家二体的分类虽然不够合理，但在政书体、纪事本末体等创立之前，各种体裁都已囊括无遗。

《史通》一书处处体现出刘知幾独具只眼。他对《史记》体例不纯和叙事杂乱的批评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自从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盛赞《史记》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以来，现代学人纷纷学舌，相比之下，刘知幾要高明得多。而对于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、王劭《齐志》那样受到人们普遍诋毁和贬低的史书，刘知幾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，摆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。对于孔子修《春秋》为自己鲁国的事情曲为讳饰，也予以发覆、批评。

《史通》的主张，或被后世遵循，或给予后世以启迪。刘知幾批评赞语写成韵体，重复论语的意思，唐后诸史皆有论无赞。他建议增修《都邑志》，新旧《唐书》虽未单列成篇，但《地理志》都在相关地区中首先叙述长安、洛阳的建都梗概和制度规模。《氏族志》也未成篇，但南宋郑樵编纂《通志》，专门辟有《氏族略》。刘知幾建议增设制册、章表、诗颂书论等篇，虽然史书篇幅有限，难以包容，但后来所出《唐大诏令集》《陆宣公翰苑集》《文苑英华》等等，不妨看做是内失外补。清代编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史部即有诏令、奏议一类。其余诸多都城、姓氏等方面的著作，也都可以这样看待。

刘知幾取得这样的成就，有其个人才学资质的因素，更有历史和时代的因素。关于历史因素，他自称前人的著作，如扬雄《法言》，王充《论衡》，刘劭《人物志》，陆景《典语》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等等，或培植起自己的审视眼光和批判精神，或启发自己全面清理文化遗产，建构理论体系。从《史通》的疑古、惑经，我们看到了《论衡》问孔、刺孟的影子。《文心雕龙》是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，《史通》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，双峰并峙，二水分流，前者对后者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。关于时代因素，有两点应该予以注意。其一，迄于唐代，史学著述大量积存，流派纷呈，体例多元，亟待总结清理，时代在呼唤适应这项任务的人才。其二，《新唐书》卷一百三十二在刘知幾等几位史臣的传后，下了这样的评语：“唐兴，史官秉笔众矣。……知幾以来，工诃古人。”可见已形成小规模的社会思潮。诃而能工，不能斥为坏事。这群史官气味投合，应该会互相启发，彼此影响，不过其中刘知幾更加杰出，更能起主导作用罢了。

①《史通通释》卷六《叙事》，第１６８页、１７０页。

②《史通通释》卷十五《点烦》，第４３４页。

③《史通通释》卷八《摸拟》，第２２４页。

④《史通通释》卷六《叙事》原注，第１６８—１６９页。

⑤《史通通释》卷十五《点烦》附引例语，第４４０页。

⑥《史通通释》卷六《叙事》，第１６５页。

⑦《史通通释》卷六《叙事》，第１８０页。

⑧《史通通释》卷二十《暗惑》，第５７８页、５８２页。

⑨《史通通释》卷六《言语》，第１５０页、１５２页。

⑩《史通通释》卷六《叙事》，第１７８页。

⑪《史通通释》卷十七《杂说中》，第４９６页。

⑫《史通通释》卷六《叙事》，第１７９页。

⑬《史通通释》卷十八《杂说下》，第５１０页。

⑭《史通通释》卷八《摸拟》，第２１９页。

⑮《史通通释》卷十六《杂说上》，第４６０页。

⑯《史通通释》卷十三《疑古》，第３８８页。

⑰《史通通释》卷十六《杂说上》，第４６５—４６６页。

⑱《史通通释》卷五《因习》，第１３７页。

⑲《史通通释》卷十《自叙》，第２９２页。

《河洛文化论衡》徐金星郭绍林扈耕田等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