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知幾（６６１—７２１），字子玄，唐代彭城（今江苏徐州市）人。他二十来岁时考中进士，在河洛地区担任获嘉县主簿。后来调入神都洛阳，任定王府仓曹，奉武则天命，参与编修《三教珠英》。四十二岁时，开始在洛阳担任著作佐郎、左史、凤阁舍人等职，以本官兼修国史。神龙元年（７０５）正月唐中宗在洛阳复辟后，诏令编纂《则天大圣皇后实录》，他参与撰写。他的主张与监修权臣武三思不合，于是私下整理历年所写的札记，撰成《史通》一书。次年十月，朝廷迁回长安，他请求留在洛阳。不久，有人说他身为史官，不宜私下著述，于是唐中宗将他召至长安任太子中允，领史事。这时由宰相韦巨源、纪处讷、杨再思、宗楚客、萧至忠等任监修，刘知幾与他们意见不合，就致函萧至忠，并指出修史体制存在的诸种弊端，请求免去自己的史任。宗楚客厌恶他的言辞直率激烈，对诸史官说：“此人作书如是，欲置我何地！”①六十一岁这年，他被贬为安州（治今湖北安陆县）别驾，不久即去世。几年后，唐玄宗命洛阳地方官就其家抄呈《史通》。这部凝聚着刘知幾数十年心血的不朽著作，建立了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体系。刘知幾的编纂主体观

（一）编纂个体

关于历史编纂个体所应具备的条件，刘知幾做了系统的阐述。他认为文和史是负荷不同任务的载体，文可“绮扬绣合，雕章缛彩”，允许求美而不求真；史须实录存真，应该“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”。②修史者须有才、学、识三长。史才指修史者的文字驾驭能力。他最崇拜的史才是左丘明，所著《左传》“述行师则簿领盈视，哤聒沸腾；论备火则区分在目，修饰峻整；言胜捷则收获都尽，记奔败则披靡横前；申盟誓则慷慨有馀，称谲诈则欺诬可见；谈恩惠则煦如春日，记严切则凛若秋霜；叙兴邦则滋味无量，陈亡国则凄凉可悯。或谀辞润简牍，或美句入咏歌，跌宕而不群，纵横而自得”。③他批评本朝修史者多是缺乏史才的词人，“其立言也，或虚加练饰，轻事雕彩，或体兼赋颂，词类俳优，文非文，史非史”。因此，所编史书如同“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”。④

史学指修史者对历史知识的学养，只有全面熟悉资料，才可避免纰缪和遗漏。左丘明修《左传》，除了依据自己鲁国的史籍，还广泛采用《周志》《晋乘》《郑书》《楚杌》等列国资料，因而才能“殚见洽闻，若斯之博”，“取信一时，擅名千载”。⑤他建议史书增设《都邑志》、《氏族志》、《方物志》，设想缺乏史学的人会提出“世无其录”的疑问。他列举出三方面可资利用的大量典籍，认为：“譬夫涉海求鱼，登山采木，至于鳞介修短，柯条巨细，盖在择之而已。苟为鱼人、匠者，何虑山海之贫罄哉？”⑥

史识指修史者对于资料的鉴别能力和对于人物、事件的判定能力。编纂活动的取舍有赖于对资料进行鉴别。范晔删节诸书修成《后汉书》，“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”；刘昭把删掉的那些“言尽非要，事皆不急”的资料采为补注。刘知幾嘲笑道：“譬夫人有吐果之核，弃药之滓，而愚者乃重加捃拾，洁以登荐，持以为工，多见其无识也。”⑦刘峻为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作注，“指其瑕疵，伪迹昭然”，而唐修《晋书》却照样采以入书，也是“鉴非详正”的事例。⑧他提醒修史者对于人物的郡望、族姓、事迹等资料，一定要认真考核，剔除其不可信的成分。修史必然涉及对人物、事件的评价、定性。班固《汉书》中的一些论赞，“理多惬当”，但“深排贾谊”，则“与夺乖宜”，“是非失中”。⑨    乃至于一些史书“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（三皇五帝），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（八元八凯）”⑩，更是欠缺史识的表现。

刘知幾把史才、史学、史识作为编纂者的素质加以探讨之后，尽管没有提出史德的术语，还是探讨了编纂者的职业道德问题。他认为要想让史书达到“惩恶劝善”、“激浊扬清”⑪的目的，编纂者就应该不虚美、不掩恶，即使环境险恶，也要“仗气直书，不避强御”，“肆情奋笔，无所阿容”。因此，编纂者的职业道德应该是：“申其强项之风，励其匪躬之节”；“宁为兰摧玉折，不作瓦砾长存。”⑫

他列举了历史上史德高尚的典型，同时抨击了一些相反的人物。例如北齐史官魏收奉命编纂《魏书》，鉴于本朝开国得力于尔朱荣，又收了其子的贿赂，就对这位杀害北魏小皇帝的奸雄减其恶而增其善，说：“苟非荣之致力，克夷大难，则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。然则荣之功烈，亦已茂乎！……向使荣无奸忍之失，修德义之风，则彭、韦、伊、霍，夫何足数！”⑬

魏收人品龌龊，对于尚书令杨遵彦，“撰其家传甚美”。相反，“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，莫不被以丑言，没其善事，迁怒所至，毁及高、曾。”因此，诸家聚讼不休，反而“皆获重罚，或有毙于狱中”。《魏书》因而受到人们的鄙薄，号为“秽史”。⑭

（二）编纂班子

刘知幾认为文献资料虽然出于众手，但编为史书，应由编纂者个人依据自己的主张加以厘革，成为一家之言。唐代的修史制度是官修史书，宰相监修。他参与修撰，发现很多弊病。

其一，班子成员不是行家里手，不具备史才。监修者是主编，“必恩幸贵臣，凡庸贱品，饱食安步，坐啸画诺”。修史者多是监修者引进的缺乏史才的官员和词人，“或以势利见升，或以干祈取擢”。⑮这样的班子显然不能负荷修史重任。

其二，长官瞎指挥，意见各异，重大问题反而没有指授。同时设置几位监修，都在嚷嚷不休，杨再思说“必须直词”，宗楚客说“宜多隐恶”，阵法混乱，不知适从。对于具体的编纂问题，如“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，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，或可略而不略，或应书而不书”，监修者却不能“明立科条，审定区域”。⑯

其三，群体协作损害了修史工作的独立性。史书要扬善惩恶，使乱臣贼子惧，就要对入史人物定其臧否，征其善恶，行褒贬之法。修史者只有独立著书，才能免受干扰。而修史班子成员复杂，且“皆愿长喙（长舌快嘴）”，难以保密。“倘有五始（《春秋》章法）初成，一字加贬，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，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。”史官无法正常开展工作，担心“取嫉权门”，“见仇贵族”。⑰

其四，分工不明，效率低下。群体协作修史，“属词比事，劳逸宜均，挥铅奋墨，勤惰须等”。但监修却不对班子成员明确分工，使得诸人“争学苟且，务相推避”，“头白可期，而汗青无日”。⑱史馆“可以养拙，可以藏愚”，成为“素餐之窟宅，尸禄之渊薮（尸位素餐的大本营）”。⑲

因此，刘知幾反对群体编书。

①［后晋］刘昫等《旧唐书》卷一百零二《刘知幾传》，第３１７１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７５年版。

②［唐］刘知幾著、［清］浦起龙释《史通通释》卷七《鉴识》，第２０５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７８年版。

③《史通通释》卷十六《杂说上》，第４５１页。

④《史通通释》卷六《叙事》，第１８０页。

⑤《史通通释》卷五《采撰》，第１１５页。

⑥《史通通释》卷三《书志》，第７４页。

⑦《史通通释》卷五《补注》，第１３２—１３３页。

⑧《史通通释》卷十七《杂说中》，第４８２页、４８０页。

⑨《史通通释》卷四《论赞》，第８２—８３页。

⑩《史通通释》卷五《载文》，第１２６页。

⑪《史通通释》卷七《品藻》，第１８８页。

⑫《史通通释》卷七《直书》，第１９３—１９４页。

⑬［北齐］魏收《魏书》卷七十四《尔朱荣传》，第１６５７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７４年版。

⑭《史通通释》卷十二《古今正史》，第３６５页。

⑮《史通通释》卷十《辨职》，第２８３页。

⑯《史通通释》卷二十《忤时》，第５９１页。

⑰《史通通释》卷二十《忤时》，第５９１页。

⑱《史通通释》卷二十《忤时》，第５９０页。

⑲《史通通释》卷十《辨职》，第２８３页。

《河洛文化论衡》徐金星郭绍林扈耕田等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