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程在认识论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心的认识和作用。二程都承认善恶的客观存在。程颢说：“万物莫不有对，一阴一阳，一善一恶，阳长则阴消，善增则恶减。”①“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，各自出来。此理，天命也。”②

二程都把善恶看作天理，但同时他们又是主张性善说的。那么对恶应如何予以克服呢？《中庸》一书是孔子以后的儒家的方法论，二程继承了司马光对《中庸》所做的阐释，把《中庸》推向一个更高阶段，成为理学的独传心法。二程即以《中庸》作为实现“内圣外王”之道的大法：“‘人心惟危’，人欲也。‘道心惟微’，天理也。‘惟精惟一’，所以至之，‘允执厥中’，所以行之。”③

程颐的说法，与程颢大致相同：“‘人心’，私欲也；‘道心’，正心也。‘危’言不安，‘微’言精微。惟其如此，所以要精一。‘惟精惟一’者，专要精一之也。精之一之，始能‘允执厥中’。中是极至处。或云：介甫说以一守，以中行，只为要事分作两处。”④

在以“道心”克服“人心”，以“天理”克服“私欲”即人欲的过程之中，二程就有了不同的看法，程颢极其强调“心”亦即道心的作用，他说：“天地本一物，地亦天也，只是人为天地心，是心之动，则分了天为上、地为下。”⑤

天之所以在上，地之所以在下，不是由于天原来在上、地原来在下，而是由于人心之动而形成的高下，这就是说，天地高下决定于人心之动，这是程颢所强调的心的作用。程颢又说：“尝喻以心知天，犹居京师往长安，但知出西门便可到长安。此犹是言作两处。若要诚实，只在京师，便是到长安，更不可别求长安。只心便是天，尽之便知性，知性便如天，当处便认取，更不可外求。”⑥

程颢指出真正要以“心”知“天”，只要做到心诚，便是到长安。心念便起着这样的重要作用，由于“心”的作用是如此之巨大，程颢一直认为，性、命、天、道都是一个东西，“心便是天”，只要尽心就能知性，知性便知天，因而要充分发挥心的主观能动作用，这是程颢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。

程颢强调“尽心知性”，求诸“内心”，“内心”又有什么可求？二程尊奉孟子的性善说，孟子性善说是建立在他的“恻隐之心”等四端基础之上的，这个“四端”亦即良知。程颢所强调的“尽心知性”，亦即强调内心所固有的良知：“良知良能，皆无所由，乃出于天，不系于人。”⑦

在四端之中，程颢最重视的是“仁”，他认为学者须先识仁：“仁者，浑然与物同体。义、礼、知（智）、信皆仁也，识得此理，以诚敬存之而已，不须防检，不须穷索。若心懈则有防，心苟不懈，何防之有？理有未得，故须穷索。存久自明，安待穷索？此道与物无对，大不足以名之，天地之用皆我之用。孟子言‘万物皆备于我’，须反身而诚，乃为大乐。……‘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’，未尝致纤毫之力，此其存之之道。若存得，便合有得。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，以昔日习心未除，却须存习此心，久则可夺旧习。此理至约，惟患不能守。既能体之而乐，亦不患不能守也。”⑧

仁在四端中之所以重要，不仅义、礼、智、信为仁所包括，而尤为重要的是，识得仁就与天地万物一体，而与天地万物一体，则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而为我所用。不仅如此，识得仁也就是恢复固有的良知良能，而固有的良知良能的恢复，则要经过“反身而诚”，以新习“夺”掉“旧习”，所以良知良能的恢复，“此理至约”，并不多么繁复。

根据程颢上面的论述，他提出的认识事物和修养的过程大致是：

第一，“心”是如此重要，收拾“心”是极其重要的一步：“圣贤千言万语，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，约之使反，复入身来，自能寻向上去，下学而上达也。”⑨

第二，治心。二程强调自我修养，认为人们临事三思，思想斗争激烈。程颢说：“人心作主不定，正像一个翻车流转动摇。”“有人胸中常若有两人焉，欲为善，如有恶以为之间；欲为不善，又若有羞恶之心者。本无二人，此正交战之验也。”⑩在人们的思想中，善与恶之间，或旧习与良知良能的斗争，说明“心”的不平静，因而须要治心。要治心就要以道心或正心克制“人心”或“私欲”。

第三，治心则从根本处做起。“学者须敬守此心，不可急迫，当栽培深厚，涵泳于其间，然后可以自得。但急迫求之，只是私己，终不足以达道。”⑪“学者不必远求，近取诸身，只明人理，敬而已矣，便是约处。”⑫

综合程颢全部认识论及其内心反省方法，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之：“须是合内外之道，一天人，齐上下，下学而上达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”⑬

程颢的认识论和内心反省方法，是极力强调个人的主观认识的能动作用，亦即“心”的作用，只要通过内心反省工夫，恢复固有的良知良能，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万物皆为自己所用，从而下学上达，成就其内圣外王之道。

程颐极其重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，亦即道与物的区分。程颐说：“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，道非阴阳也，所以一阴一阳道也，如一阖一辟谓之变。”⑭“离了阴阳更无道，所以阴阳者是道也。阴阳，气也。气是形而下者，道是形而上者，行而上者则是密也。”“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，此理固深，说则无可说。所以阴阳者道，既曰气，则便是二。言开阖，已是感，既二则便有感。所以开阖者道，开阖便是阴阳。……阴阳开阖，本无先后，不可道今日有阴，明日有阳。”⑮

程颢对形上形下、道与器的区分不大讲究，往往把这两者结合起来，有时甚至把物质的东西看成是精神的东西，如“天是理”，“心是理”之类。程颐之所以强调形上形下的区分，把道和器亦即精神和物质划出明显的不可混淆的界限，则在于阐明物质的东西是精神派生出来的，“所以阴阳者是道也”，即是这一理论的总体的说明，而且他极其明确地说：“道则自然生万物。今夫春生夏长了一番，皆是道之生，后来生长，不可道却将既生之气，后来却要生长。道则自然生生不息。”⑯

“道”不仅是“自然生万物”，而且是“自然生生不息”，成为一个永恒地派生物质东西的本体。

程颐与程颢在认识论上既存在分歧，因而在认识方法上或者说在修养方法上也必然会存在分歧。程颢强调人要恢复内心原有的良知良能而使万物为我所用。程颐则不使用这种万法，他说：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。”⑰

这是程颐强调的最根本方法，其中的“敬”最为重要。程颐强调“致知”，那么致知的方法是什么呢？

一是“类聚观之”的方法。“将圣贤所言仁处，类聚观之，体认出来。⑱”“人要明理，若止一物上明之，亦未济事。须是集众理，然后脱然自有悟处。”⑲

二是“格物致知”的方法。“或问：进修之术何先？曰：莫先于正心诚意。诚意在致知，致知在格物。格，至也。如‘祖考来格’之格。凡一物上有一理，须是穷致其理。穷理亦多端：或读书，讲明义理；或论古今人物，别其是非；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，皆穷理也。或问：格物须物物格之，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？曰：怎生便会该通？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，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。须是今日格一件，明日又格一件，积习既多，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。”⑳

①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一，第１２３页。

②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，第１１页。

③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一，第１２６页。

④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九，第２５６页。

⑤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下，第５４页。

⑥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，第１５页。

⑦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，第２０页。

⑧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，第１６—１７页。

⑨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，第５页。

⑩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下，第５２页、５３页。

⑪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，第１４页。

⑫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，第２０页。

⑬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三，第５９页。

⑭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三，第６７页。

⑮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五，第１６２页、１６０页。

⑯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五，第１４９页。

⑰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，第１８８页。

⑱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，第１８２页。

⑲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七，第１７５页。

⑳《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，第１８８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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