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溶镇古称“乌扶邑”。据《当阳县志》：“乌扶邑”，即太阳初升的城邑，取于“金乌栖扶桑”。在乌扶邑近郊古荆山支脉的矮丘中，有一座名曰“三星寺”的古刹曾名扬天下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笔者少时夏令营与小学同学们在庙里小住过一晚，那时还是三进带三井，每重庙宇的大天井中均有一口古井，古木参天，巍峨壮观，惜今已圮废。

“三星寺”之三星，为一夜不同时间出现的三个星座，开门即见其天文蕴义。“三星寺”隐于蜿蜒的荆山丘脉丛林，山上的土也呈别样的红色，东可俯江汉平原，西可览曲沮清漳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”，“三星寺”的山不高，却是迁客隐逸者们的“仙境”。

“三星寺”遗址位于河溶镇东北7公里处的前华村，为玉泉寺属院。清代《当阳县志》记载了一行等曾在三星寺的一些活动：“三星山，唐僧一行道场，有三星井在山寺之中，乃一行鉴已禳三星者。司马子微（司马承祯）亦曾修练于此。杨宣楼诗云：‘锡卓盛唐闻一行，寺传破额纪三星。孤磐乍传林樾去，野猿或抱石头听’”。（《华东师大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6册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第71页）。

大唐高僧一行，本名张遂（公元683~727），魏州昌乐（今河南南乐县）人。其曾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张公谨。张氏家族在武则天时代已趋衰微。张遂自幼刻苦学习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。青年时代即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。为避开武则天的拉拢，剃度为僧，取名一行。曾翻译过多种印度佛经，后成为佛教密宗的领袖。据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十二载：“（庚戌）是年（公元710年）三月，敕东都留守韦安石齏诏起嵩山沙门一行赴阙。行辞疾不赴，遁入荆州当阳山”。直到唐开元五年（公元717年），唐玄宗李隆基派专人去接，一行才从“三星寺”到京都长安，为唐玄宗顾问。

一行和尚在“三星寺”时，于寺中亲立石杵三尊，凿水井三眼为表、圭，实测日月星辰四季运行变化。他把太阳运行的黄道分成72等分，按每等分在星图上分点的真实位置，把他们用平滑曲线连接后，得到了一个正确的椭圆形的黄道，纠正了过去把黄道画成和赤道同样大小的一个正圆的错误。并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区分节气的“定气”，以此来推算日食和月食。

开元九年（公元721年），唐玄宗命令一行主持修订新历法，在修历问题上，一行继承了我国天文学上的优良传统，用他“三星寺”研究的成果，主张在实测日月五星运行情况的基础上编制新历—《大衍历》。新历《大衍历》比以往的历法更为精密，为后世历法所师。据《中国历史大事记》：“公元724年（开元十二年），僧一行制成铜黄道游仪；次年制成铜铸水运浑天仪，首次实测子午线长度。”

在一行以前，天文学家包括象张衡这样的伟大天文学家都认为恒星是不运动的。但是一行用"浑天铜仪"（水运浑天仪）、"黄道游仪"等仪器，重新测定了150多颗恒星的位置，多次测定了二十八宿距天体北极的度数，从而发现恒星在运动。根据这个事实，一行推断出天体上的恒星肯定也是移动的。于是推翻了前人的恒星不运动的结论，成了发现恒星运动的第一个中国人。英国天文学家哈雷（公元1656~1742）也提出了恒星自己移动的观点，但比一行的发现晚一千多年。

水运浑天仪是用水力驱动的能模仿天体运动的仪器，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。这种水运浑天仪很有规律地演示出日、月、星象的运转，比张衡的水运浑象更加精巧、复杂。另外水运浑天仪上还设有两个木人，用齿轮带动，一个每刻（古代把一昼夜分做一百刻）自动击鼓，一个每辰（合现在两小时）自动撞钟。可以说它是现代钟表的祖先，比公元1370年西方出现的威克钟要早六个世纪，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。黄道游仪是用来观测日、月、星辰的位置和运行情况的天文仪器，是浑仪的一种。

唐时曾佛道一庙。司马子微（司马承祯）(公元647~735)，字子徽，法号道隐。唐河内温县(今河南温县)人。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。与陈子昂、卢藏用、宋之问、王适、毕构、李白、孟浩然、王维、贺知章为“仙宗十友”。他的代表作《坐忘论》和《天隐子》，论述了“安心坐忘”、守静去欲是长生成仙的可能，司马子微遍游天下名山，亦曾以“三星寺”为寄庐。睿宗景云二年(公元711)，司马子微被召入宫中，恰与一行和尚在河溶的“三星寺”擦肩而过。

公元724年（开元十二年），司马子微请还期间，再回河溶三星寺（时为江陵治），时出川后的李白慕名拜访。李白在他后来的《大鹏赋》的序文中，记述了他与司马子微会见的情景：“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，谓余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，因著《大鹏遇希有鸟赋》以自广”。李白为司马子微如此高的评价欢欣鼓舞。他决心去追求“神游八极之表”这样一个永生的、不朽的世界。兴奋之余，他写成大赋《大鹏遇希有鸟赋》，以大鹏自喻，借大鹏的庞大迅猛而寄于豪情。伟大诗人李白，其最早最恢弘的华章原来就从河溶的三星寺起，后而成就其鹏程万里、名扬天下的“诗仙”地位；自此，“仙风道骨”一词也为浩瀚的武林和武侠小说常用常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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