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明邦先生指出：北宋正宗儒学思想称为道学，分为三派。周敦颐及其弟子程颢程颐阐发理学，创立唯心主义理学派。张载讲气学，坚持唯物主义“气”一元论，创立气化学说。邵雍主要讲数学，创立唯心主义象数易学派，虽属于儒学，但思想路线接近道家。三足鼎立，各有千秋。①

邵雍（１０１１—１０７７）字尧夫，出生于祖籍范阳（今河北涿州市），随父母迁居衡漳（今河南林州市），十二岁时又随父母迁居共城（今河南辉县市），在苏门山百源（今百泉）湖畔刻苦读书。后来，邵雍受到县令李之才的赏识，李之才向他传授义理、物理、性命之学，特别是河图洛书、先天八卦《易》学。皇祐元年（１０４９），邵雍三十九岁，全家迁居洛阳。他一面躬耕陇亩，一面教授生徒，聊以奉养父母，贫穷不能娶妻。四十三岁时，他才经友人劝说和撮合，与王氏结婚，第二年生下儿子邵伯温。嘉祐七年（１０６２），西京（洛阳）留守王拱辰，在洛河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故居地面建造房屋三十间，赠与邵雍。邵雍时年五十二岁，从此安居乐业，因而将这所宅院命名为安乐窝，自号安乐先生。在此前后，朝廷下诏征聘天下隐居名士出来做官，邵雍两次受到举荐，被授以将作监主簿和秘书省校书郎、颍州团练推官，他都婉言谢绝。富弼、司马光、吕公著、程颢程颐兄弟、张载等，或为退居洛阳的达官贵人，或为著名学问家，都十分敬仰他，常常同他聚会赋诗，谈论学问。邵雍六十七岁时去世，被朝廷赠官秘书省著作郎。后来，宋哲宗赐他谥号康节，“康”指“温良好乐”，“节”指“能固所守”，故人称邵康节。邵雍著有哲学著作《观物内篇》《观物外篇》《渔樵问对》等，诗歌集《伊川击壤集》。邵雍去世后，安葬在洛阳伊川县平等乡伊水滨的紫荆山下，墓前山门两侧刻清人赵诚所写的对联：“删后无诗，啸月嘲风留《击壤》；画前有《易》，蹑根探窟见先天。”墓碑上书刻“宋先儒康节邵夫子墓”九字。

邵雍的哲学著作汇集成《皇极经世》一书，由《元会运世》《声音律品》《观物内篇》《观物外篇》等组成。邵伯温在《皇极经世绪言》中解释乃父这部书的书名说：“至大之谓‘皇’，至中之谓‘极’，至正之谓‘经’，至变之谓‘世’。大中至正，应变无方之谓‘道’。"②《皇极经世》是邵雍依据自己对《易》的理解和解释，来推究宇宙起源、自然演化和人类历史变迁的著作。他企图建构浑然一体的思想体系，将宇宙、自然、社会、历史以及人生哲学全部统摄在内，把“道”作为涵盖整个体系的最高原理，以及贯穿其中的通用法则。

邵雍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先天八卦说。所谓“先天”，相对于“后天”而言。什么是后天八卦？邵雍认为后天八卦说在西周建立前夕才建立，通行的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，是周文王被殷朝拘禁于羑里（在今河南汤阴县）时所演的《周易》。而先天八卦却出现得很早，是伏羲所画的《易》，其中蕴含着《周易》的基本原理，包括从没有卦爻之画到六十四卦之画齐备的全部内容。为了说明其中原理，邵雍绘出《伏羲始画八卦图》《经世衍易八卦图》《经世天地四象图》《经世天地始终之数图》《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》等十多种图。邵雍的先天八卦说，是从李之才那里学来的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他进一步加以理论化、系统化、形象化。论其学术渊源，李之才受学于穆修，穆修受学于种放，种放受学于五代宋初华山著名道士陈抟老祖。这支先天学队伍对易学的解释和前代学者不同，在易学研究中另辟蹊径，别开生面。

关于宇宙万物是由什么派生的，邵雍提出了一个精神性的原始本体——“心”。在《观物外篇》中，他说：“心为太极，又曰道为太极。”③也就是说，“心”、“太极”、“道”，三者是同位语，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三种称谓。他又说：“天地之心者，生万物之本也。”④“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？是以乾坤屡变而不离乎中。人居天地之中，心居人之中，日中则盛，月中则盈，故君子贵中也。”⑤可见邵雍所说的“心”，既是人身体内的器官，又是天地万物之心，即所谓宇宙本体、宇宙本原。关于先天学和后天学，他加以比较，予以论述：“先天之学，心也；后天之学，迹也；出入有无生死者，道也。”⑥“《易》有内象，理致是也；有外象，指定一物而不变者是也。”⑦“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，内象内数也；他皆外象外数也。”⑧这便明确指出先天学就是心学，后天学是由心生发的外在现象。就其外在现象而言，“出入有无生死”，指宇宙万物的隐显存没变化；就其内象而言，则是“道”的控制、驾驭、支配、主宰功能，是“自然而然不得而更”的理数。邵雍除了以理论语言正面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，还作诗来表达。《观易吟》一诗说：“天向一中分体用，人于心上起经纶。天人焉有两般义，道不虚行只在人。”⑨“天向一中分体用”，一作“天向一中分造化”。“体用”是古代的哲学术语，“体”指宇宙本体，“用”指宇宙万象。“天中”与“人心”既然不是截然分开的“两般义”，主观和客观便具有同一性，物我合一，所以说“道不虚行只在人”。《自馀吟》一诗说：“身生天地后，心在天地前。天地自我出，自馀何足言。”⑩“身生天地后”，是说先有天地，然后有人。“心在天地前”，是说“心”是天地万物的本原，先于天地而存在。同时，这个“天地之心”也指人心，因为人的思维活动不受时空限制而任意驰骋，能设想天地万物产生之前的状态，所以就有了“天地自我出”的句子。显而易见，邵雍属于唯心主义派别。

邵雍使用哲学术语“象”、“数”来解释和描述太极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，归纳出一个“合一衍万”的宇宙生发模式。

邵雍揭示宇宙发生的过程，既有对道家成说的复述，又有一定的翻新。他在《观物内篇》中纲领性地提出：“天生于动者也，地生于静者也，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。动之始则阳生焉，动之极则阴生焉，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。静之始则柔生焉，静之极则刚生焉，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。动之大者谓之太阳，动之小者谓之少阳，静之大者谓之太阴，静之小者谓之少阴。太阳为日，太阴为月，少阳为星，少阴为辰，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。静之大者谓之太柔，静之小者谓之少柔，动之大者谓之太刚，动之小者谓之少刚。太柔为水，太刚为火，少柔为土，少刚为石，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。日为暑，月为寒，星为昼，辰为夜。暑寒昼夜交而天之变尽之矣。水为雨，火为风，土为露，石为雷。雨风露雷交而地之化尽之矣。暑变物之性，寒变物之情，昼变物之形，夜变物之体。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之矣。雨化物之走，风化物之飞，露化物之草，雷化物之木。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。”⑪这是说天和地，各自生于动和静，动和静互相作用，则生出宇宙万物。天的运动在起始阶段生出阳，在顶级状态生出阴。阴阳分为太阳、太阴、少阳、少阴四种，这就是日月星辰，属于天的四象。地的运动在起始阶段和顶级状态分别生出柔和刚，柔刚分为太柔、太刚、少柔、少刚四种，这就是水火土石，属于地的四象。有了日月星辰的运动，就有了寒暑昼夜的变化。有了水火土石的相互作用，就有了雨风露雪的变化。天的四象和地的四象交互作用，产生宇宙间的万事万物。

在提炼宇宙万象生发演化过程中存在的规则时，邵雍归结为“象”、“数”、“器”、“神”的关系。他在《观物外篇》中说：“太极一也，不动，生二，二则神也。神生数，数生象，象生器。太极不动，性也，发则神，神则数，数则象，象则器。器之变复归于神也。”⑫本来，《易·系辞》中已有“是故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的说法，邵雍进一步作出推演。邵雍运用的哲学术语“数”，指一、二、四、八以至于六十四以及万之类的抽象数字，“象”指四象八卦，“器”指宇宙万物的实体。“神亦一而已，乘气而变化，出入于有无生死之间，无方而不测也。”⑬“潜天潜地，不行而至，不为阴阳所摄者，神也。”⑭“气者，神之宅也。”⑮“神”存于阴阳二气之中，无所在又无所不在，不受阴阳二气的制约，是寓居于气中的外在作用力。由“数”而成“象”，由“象”而成“器”。形器生成毁灭，复归于气，而“神”寓于气中，“器之变复归于神也”。

那么，宇宙本体“太极”作为“一”，如何生发宇宙间的万千现象，邵雍给出了一个双倍递增数据的公式。《观物外篇》指出：“太极既分，两仪立矣。阳下交于阴，阴上交于阳，四象生矣。阳交于阴、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；刚交于柔、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，于是八卦成矣。八卦相错，然后万物生焉。是故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八，八分为十六，十六分为三十二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。故曰‘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故易六位而成章’也。十分为百，百分为千，千分为万，犹根之有干，干之有枝，枝之有叶，愈大则愈少，愈细则愈繁，合之斯为一，衍之斯为万。”⑯他认为太极演为两仪“动”、“静”，两仪演为四象“阳”、“阴”、“刚”、“柔”，四象演为八卦“太阳”、“太阴”、“少阳”、“少阴”、“太柔”、“太刚”、“少柔”、“少刚”，进而八演为十六，十六演为三十二，三十二演为六十四，于是六十四卦齐备。以上这些都是“象”，与这些“象”相应搭配的一、二、四、八、十六、三十二、六十四等数字，都是“数”。这种演化过程，如同树木具有根、干、枝、叶，“合之斯为一，衍之斯为万”。

双倍递增数据的公式是简单的、刻板的，邵雍用来阐明天的四象和地的四象的变化，这个公式尚能应对，进而阐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衍生，这个公式则难以承荷，他于是引进天干地支的数字，作进一步的运算。天干由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组成，一共十个；地支由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组成，一共十二个。他将天干的“十”与地支的“十二”这两种数目相加减和相乘，以说明体用变化关系。

邵雍规定太阳、少阳、太刚、少刚各自的“体数”与天干数字十相应，四者相加所得和数四十，是阳刚之卦的总数。太阴、少阴、太柔、少柔各自的体数与地支数字十二相应，四者相加所得和数四十八，是阴柔之卦的总数。天的体数为四，阳刚之卦总数四十与之“进”（相乘），得数一百六十，是阳刚四者的体数。地的体数为四，阴柔之卦总数四十八与之“进”，得数一百九十二，是阴柔四者的体数。阳刚四者的体数“退”（减去）阴柔四者的总数，即一百六十减去四十八，得数一百一十二，是阳刚四者的“用数”。阴柔四者的体数“退”阳刚四者的总数，即一百九十二减去四十，得数一百五十二，是阴柔四者的用数。以阳刚四者的用数一百一十二，“唱”（相乘）阴柔四者的用数一百五十二，得数一万七千零二十四，是日月星辰的“变数”，也就是“动数”，指动物界。以阴柔四者的用数一百五十二，“和”（相乘）阳刚四者的用数一百一十二，得数一万七千零二十四，是水火土石的“化数”，也就是“植数”，指植物界。这两道数学题，只是将相乘的两项数字颠倒了先后次序，所以得数完全一样，也就是说阳刚四者的变数和阴柔四者的化数相等，意味着动物界、植物界数量相当。动数、植数“再唱和”（相乘），得“动植通数”，即一万七千零二十四乘以一万七千零二十四，得数二亿八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六，是自然界的总数。

邵雍把数学运算法推广到对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进程的解释中。他认为世界生成坏灭，周而复始，世界上的人类、人类社会，都有生灭盛衰的周期变化。在传统的民族文化中，只有老子有过今此一个世界从哪里生出的简单说法，邵雍的这个说法，只能是受到佛教说法的影响和启发。佛教把大的周期叫做劫，是不能用通常时间计量来表达的极长的时间单位。佛教认为宇宙无边无际，有无数个世界。世界从生成到毁灭，构成一个周期，又分为成、住、坏、空四个阶段。在成劫阶段，世界生成，住劫世界安住巩固，坏劫世界坏灭，空劫世界空虚。每个世界毁灭后再生成，再毁灭再生成，周而复始。无边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，每个世界各不相同，或成或住或坏或空。在无限的时间里，有无限的世界相继生成坏灭，因前有因，果后有果，因果相续，无始无终。关于劫的计算数字，佛教认为从人的寿命无量岁中，每一百年减去一岁，这样减到十岁，叫做减劫。再从十岁算起，每一百年增加一岁，这样增加到八万岁，叫做增劫。合计一增一减（也有认为仅仅为一增或一减）为一个小劫。二十个小劫合为一个中劫，成、住、坏、空各是一个中劫，成住坏空四个中劫合为一个大劫。一个小劫相当于一千六百万年，一个中劫相当于三十二亿年，一个大劫相当于一百二十八亿年。现代科学以先进检测手段通过对钍和铵两种元素的比例进行测定，得出宇宙年龄一百二十亿年的结论。

邵雍没有套用佛教大中小劫的术语，而是比附“日月星辰”，拟定出“元会运世”的术语。“元”是他所说的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一个周期，参照一年有十二月的设置，他把一“元”设置成十二“会”。一月有三十日，他把一“会”设置成三十“运”。一日有十二时辰，他把一“运”设置成十二“世”。一时辰有三十分，他把一“世”设置成三十年。这样，一元共有十二会、三百六十运、四千三百二十世、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这是世界存在的时间，生成坏灭，循环无穷。他跳到更大的范围，认为三十元是“元之世”，十二“元之世”是“元之运”，三十“元之运”是“元之会”，十二“元之会”是“元之元”。那么，一个“元之元”总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元，即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年。世界每一“会”一小变，每一“元”一大变，这时旧世界毁灭，新世界产生；到了“元之元”之际，世界彻底变化。

宇宙间纷繁复杂的事物，门类不同，结构不同，内因外因所起的作用不同，有各自的特殊运动规律。邵雍企图建立一种理论体系，用同一的模式对万事万物做出解析解说，体现出探索精神和立论勇气，想象大胆、奇特、丰富。但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把具体的问题概念化，把多变的问题固定化，实际上是在玩弄数字游戏。这些数字似乎排列有序，实际只是机械的拼凑，彼此间找不到错综复杂的联系和作用，当人们徜徉在这个数字迷宫中，根本理不出头绪，看不到出路。

邵雍想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描述成产生、发展、高潮、巩固、衰落、消亡的过程，这自然符合辩证法原理，但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，才能正确评估人类社会整体上处在哪个阶段。他并没有研究世界历史，也没有条件研究世界历史，因而对于人类社会进程的描绘充满着虚构和臆测。他把人类社会的起步当做高峰，把初步发展看做由盛转衰，认为今不如昔、每况愈下，坚持的是一条退化的历史观路线。他所说一元中的十二会，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级级嬗替，前六会是生长、上升阶段，后六会是衰退、消亡阶段。在第一会子会阶段，苍天形成。在第二会丑会阶段，大地形成。第三会寅会阶段，人类生成，出现人类社会、人类历史。到第六会巳会的第三十“运”的第九“世”，乾卦主事，阳达极盛，人类社会发展到巅峰阶段，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时期正当此时。从第七会午会阶段开始，社会、自然都由盛转衰，从文明肇始的夏朝到邵雍所处的宋代，正当这一历史阶段。发展到第十一会戌会阶段，人类消亡，万物绝灭。到第十二会亥会阶段，天荒地老，消亡净尽。

服务于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悲观描述，邵雍把中国历史归纳为由“皇”而“帝”而“王”而“伯（霸）”的递退进程，与其相应的政治模式和施政效果，也就成了由“道”而“德”而“功”而“力”的递退演变。他认为三皇（伏羲、女娲、神农）时代，中国社会处在“皇”的阶段，三皇“以道化民”，自然无为，“民亦以道归之，故尚自然。夫自然者，无为、无有之谓也”。五帝（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）时代处在“帝”的阶段，五帝“以德教民”，“民亦以德归之，故尚让。夫让也者，先人后己之谓也。……能知其天下之天下，非己之天下者，……垂衣裳而天下治”。这时人人大公无私，道德高尚，处事以礼让为原则。三王（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王夏禹、商汤、西周文武二王）时代处在“王”的阶段，三王“以功劝民”，“民亦以功归之，故尚政。夫政也者正也，以正正夫不正之谓也”。所谓“正”，指的是“利民”；“不正”指的是“害民”。“能利民者正，则谓之王矣；能害民者不正，则谓之贼矣。”春秋五霸（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宋襄公、秦穆公）时代处在“霸”的阶段，五霸“以力率民”，崇尚智力，“民亦以力归之，故尚争。夫争也者，争夫利者也。取以利不以义，然后谓之争。……五伯者，借虚名以争实利者也。帝不足则王，王不足则伯，伯又不足则夷狄矣。”⑰

邵雍以一年中的四季来比附中国历史，认为三皇时代相当于春季，五帝时代相当于夏季，三王时代相当于秋季，春秋五霸时代相当于冬季。既然春夏秋冬一个周期完全排满，那么战国至北宋前夕的五代怎么排呢？邵雍陷入了逻辑的混乱，说：战国七雄时代是冬季的“馀冽”。承接战国时代往下排，他没有排列秦朝，不会是因为秦朝短暂，因为十六国、南北朝、五代那些政权也有很短暂的，而且其影响和秦朝相比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，他一定是在按标准归类时遇到了尴尬，不知所措。他直接从汉朝说起：“汉，王而不足。晋（西晋），伯而有馀。三国，伯之雄者也。十六国，伯之丛者也。南五代（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），伯之借乘者也。北五代（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），伯之传舍者也。隋，晋之子也。唐，汉之弟也。隋季诸郡之伯，江汉之馀波也。唐季诸镇之伯，日月之馀光也。后五代（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）之伯，日未出之星也。”⑱言下之意，他所处的宋代应是“日出”之时，这和“皇帝王伯”的发展顺序以及后六会呈衰退消亡趋势的说法完全龃龉。再参照他所作的诗歌，更显出他历史观的混乱。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《伊川击壤集》，取典于尧时有老人击壤而歌，也就是说北宋不是衰世秽土，而是唐尧时期那样的巅峰阶段，是太平盛世。他的诗作一直在歌颂他的时代，每每表现出怡然自得、其乐融融的情绪，如《插花吟》说：“身经两世太平日，眼见四朝全盛时。”⑲“四朝”指北宋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四朝。“两世”为六十年，即贯穿他的一生。

邵雍历史观与历史实际扞格不通，问题出在他的理论体系的错误上。他把自然、社会、人生、历史都纳入象数的体系内加以排列、解释，把这些纷繁的、复杂的、多变的、鲜活的、具体的现象，都说成是数字的摆布，于是乎无论刀光剑影还是歌舞升平，钟鸣鼎食还是饥寒交迫，一切都作为对数字功能作注解而存在，这实际上陷入了数字宿命论的泥沼。在有“道”和“德”的历史阶段，有相反的东西与它们对立统一吗？在实施“功”和“力”的历史阶段，人们是否需要或者能够振兴“道”和“德”？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还考虑前因后果，把人的行为、言论、思想作为必要的因素加以考察；邵雍的历史观却连这一层意思都没有。

①唐明邦《邵雍评传》第９５页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版。

②［北宋］邵雍著、［明］黄畿注、卫绍生校理《皇极经世书》第４５２页，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３年版。

③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中，［北宋］邵雍著、郭彧整理《邵雍集》第１５２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０年版。

④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下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６３页。

⑤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上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４５—１４６页。

⑥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中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５２页。

⑦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中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６０页。

⑧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上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４９页。

⑨《伊川击壤集》卷十五，《邵雍集》第４１６页。按：北宋谢良佐认为“天向一中分体用”的说法有毛病。富弼认为“一起于震”，邵雍认为“一起于乾”。谢良佐评论道：“两说都得。震谓发生，乾探本也。若会得天理，更说甚一二。”见《上蔡先生语录》卷上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６２６册第６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５年版。

⑩《伊川击壤集》卷十九，《邵雍集》第５０１页。

⑪《观物内篇》第一篇，《邵雍集》第１—３页。

⑫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中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６２页。

⑬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中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５０—１５１页。

⑭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中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５２页。

⑮《观物外篇》下之中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５１页。

⑯《观物外篇》中之上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０７—１０８页。

⑰《观物内篇》第四篇，《邵雍集》第１３—１５页。

⑱《观物内篇》第十篇，《邵雍集》第３９页。

⑲《伊川击壤集》卷十，《邵雍集》第３３２页。

《河洛文化论衡》徐金星郭绍林扈耕田等著